鄉村振興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新的歷史階段的必然要求，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開新局、育先機”的戰略抉擇，是為全球解決鄉村問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創新實踐。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與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鄉村已經不僅僅是第一產業的承載地和農民的活動場所，同時也要承接大量的城市外溢需求；城市也不僅僅是二三產業的承載地和“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中心”。城鄉之間的界限功能在不斷變得模糊、交叉和融合。

保留鄉村特色 協同推進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

中國的鄉村振興，并不是簡單的“人口向城市轉移、建設向城市看齊”。目前還有5億多農村人口的廣袤鄉村不可能整齊劃一地向城市化邁進，而必須是在保留鄉村特色的基礎上，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協同推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不但取得了“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實現小康”這個舉世矚目的成就，還進一步擘畫了鄉村振興的宏偉藍圖。

鄉村與城市從來都不是兩個完全割裂的世界。相關學術界的研究已經從過去“城鄉一體化”視角逐步轉移到城鄉互動、協同融合視角，立足于把城市和鄉村視為經濟社會的有機整體來考慮如何合理優化配置要素資源。

推動“城鄉協同融合發展”理應成為新時代正確處理工農城鄉關系，加快形成城鄉互動、要素互通、優勢互補、深度融合、協同發展態勢，最終實現鄉村振興、民族復興的根本指導理論。

城鄉協同融合發展 利于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國城鄉協同融合發展的兩大現實背景。站在城鄉協同的角度來看，農業問題不僅僅是糧食安全問題，而是整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壓艙石”。目前，農村一、二、三產業協同發展水平較低，“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和條件，沒有“產業興旺”提升自我造血功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回饋農村”就是一句空話。

2000年以來，鄉村面臨各類管理人才的極度缺乏，各地普遍出臺政策為鄉村治理及經濟發展招才引智，大學生“村官”為鄉村兩委班子注入了新鮮血液，在脫貧攻堅和助力鄉村振興的主戰場上發揮了巨大作用。

如今，農村經濟基礎已經上了一個新臺階，農民在解決基本生活問題的基礎上，消費能力有了進一步提高。2020年農村地區全部脫貧以后，農民人均消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這對全面啟動國內大市場，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比城鎮居民收入支出數據，農民收入和消費增長都明顯快于城鎮居民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是近年來黨和政府持續加大對農業農村地區投入，決勝脫貧攻堅的結果，也是進一步推動城鄉協同融合發展實現鄉村振興的基礎和條件。

社會保障是擴大消費的基礎，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也是制約農村居民消費的一大因素。近年來，我國已經基本普及了農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農村養老保險等主要的社會保障制度。但是也應當看到，與城鎮居民相比較，農村社會保障還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社會保障壓力的加大，也會直接影響到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改善和消費能力的提升。

站在新的歷史維度 重新解構新型城鄉關系

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必須將鄉村振興放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戰略基點來考量，在保留鄉村底色的前提下促進城鄉地位平等、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實現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全方位融合及綜合效益最大化，意義重大。要站在新的歷史維度重新理解和構建新型城鄉關系，把鄉村與城市視為一個大的復雜而開放系統中的兩個子系統，這兩個子系統也都是由類別復雜、若干等級的子系統所組成的系統集成。如此，鄉村與城市之間不再是以往基于資本、土地、人力、市場、環境等各類要素資源的競爭關系，而是在運用市場體制機制作用發揮各自資源稟賦，形成深度融合、發展充分、城鄉平等、共存共榮的新型競合關系。

一是促進產業協同，實現產業興旺。產業協同，包含了以要素流動及政策調整為因變量的城市與鄉村之間、產業與產業之間跨區域、跨空間、跨層次、跨門類的各種協同效應。以美麗鄉村建設為例，其實踐證明，各產業內部可以通過要素集中產生規模協同效應，如土地流轉；各產業之間可以通過要素流動產生流動協同效應，如城市資本投資鄉村；兩種以上的不同層次產業之間通過復雜要素組合產生融合協同效應，如“互聯網+農業+農產品加工業+文旅”的新型鄉村文旅。產業協同開辟新視野、孕育新思路、生發新業態、創造新效益，為鄉村振興提供必要的、可持續的經濟基礎。

二是深化要素改革，激發內生動力?，F代化生產要素投入是激發鄉村發展內生動力的物質基礎和必要條件，是產業協同提升效益的“催化劑”。鄉村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要從三個層面不斷深化：第一擴大鄉村生產要素的內涵和外延，除了土地、人力、資本、管理等傳統生產要素之外，環境資源、大數據資源、區域特色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等等都要納入鄉村市場要素的范疇；第二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促進生產要素鄉村產業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區域之間等的廣泛流動，在進一步規范現有農業用地、資本、人力等生產要素市場的基礎上，積極培育城鄉統一的產權市場、集體建設用地市場、碳交易市場、大數據資源市場、科技成果轉換市場等；第三繼續發揮政策引導作用，鼓勵現代化生產要素下鄉入村，為鄉村發展持續注入新鮮血液。

三是聚焦數字賦能，彌合城鄉鴻溝。隨著時代發展，數字化帶來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鄉村發展也搭上了數字賦能的快車。要加大投入力度，立足鄉村需求完善數字新基建，提升公共服務數字化的基礎條件，為鄉村提供更多更先進的平臺。要聚焦鄉村發展，做好教育培訓，提高鄉村互聯網從業者、使用者、服務者的數字素養。要引導社會各方廣泛參與，政府與社會力量同向發力，深入開展鄉村數字賦能普惠行動，推動鄉村產業向更深更廣處融合，催生新業態，創造新引擎。要完善城鄉共建共享機制，暢通數字化流通渠道，打通城鄉壁壘，鼓勵城市優質教育、文化、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和商業貿易資源通過數字渠道下鄉入村，使鄉村居民享受到數字紅利。要運用數字賦能提升鄉村治理水平，建設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提升鄉村居民幸福指數。

四是打造生態資本，提升發展潛力。鄉村的優勢在生態，潛力和希望也在生態，良好生態環境不僅是宜居的需要，也是鄉村最大資產和財富，生態環境資本化是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解決鄉村振興資本積累的有效途徑。要創新生態資源價值實現形式，促進生態資產向資本轉化。

首先，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以資產和資本的屬性盤點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資源，在科學估算的基礎上合理確定其價值與使用價值并依法確權。其次，要加快城鄉統一的碳交易市場建設步伐，運用市場機制規范生態資源和生態產品價值核算體系，運用價格導向提高生態項目收益率，吸引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鄉村生態建設，充分挖掘鄉村碳交易資源，保障生態產品供給。第三，要健全生態資源法律保障體系，落實“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完善生態補償機制，擴大生態產品需求，運用法律手段規制市場行為，在國內率先構建起供需兩旺、流通順暢、規范活躍的碳交易市場。第四，是發展綠色金融，加大生態農業投入，持續推進農業固碳增效，實現鄉村“碳庫”有效增容擴容，積極參與并有效引領國際碳交易市場建設，把我國鄉村生態資源優勢轉化為生態資本優勢。

來源：新華網